探访“疫苗后遗症”患儿：一颗糖丸改变家庭命运

沈哲认为，她后来所有的不幸源于7年前的那粒糖丸。 　　现在，37岁的她没了丈夫，没了当初的工作，带着瘸了一条腿的儿子、一头白发的母亲挤在北京城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勉力支撑生活。 　　7年前的3月，她的人生如同初春的阳光一样灿烂，当时，她初为人母，家庭和睦，生活将和预想的那样稳步向前。 　　如果2006年的3月6日上午发生的一切能够改写，那么她也许会和这个城市大多数37岁的女人一样，操心生活的柴米油盐，担心儿子的功课生活，享受37岁女人平凡安稳的幸福。 　　但是，她后来设想的一千种“如果”换不来这样一个现实：她的儿子瘸了，她也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带给她的不同寻常的人生。 　　医生机械地用勺子将彩色的糖丸送进每个抱到面前的孩子嘴里，这一幕让沈哲的母亲想起了“喂鸭子”的场景。 　　生活里一个微小的细节可能导致人生的沧海桑田。 　　决定沈哲人生的那个时刻发生在2006年3月6日上午，医生将一粒糖丸喂进儿子嘴里的一刹那。 　　这天是两个月的儿子预防接种的日子。为了这件事，沈哲特意请假和母亲一块带着孩子来到北京一家指定医院。和许多年轻的妈妈一样，沈哲当时对“疫苗”的认识局限于“接种之后可以让孩子产生病毒抗体，今后不得病”。 　　他们到的时候，房间已经被大人和小孩塞满。工作人员一进门就先让沈哲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人多事杂，沈哲后来回忆说，医生并没有提示她任何应该注意的事项，自己草草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便签下了名字。 　　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 　　签字后，工作人员在接种本上写上了疫苗的名称和接种日期。队伍像流水线似的，家长抱着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往前走，医生机械地用勺子将彩色的糖丸送进每个抱到面前的孩子嘴里，这一幕让沈哲的母亲想起了“喂鸭子”的场景，后来，每次向别人说起这件事，她都用了这个词。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孩子被这样“喂”了三次。 　　如果沈哲和她母亲能够未卜先知，预见到次吃糖丸后在孩子身上变化的真正意义，也许会改变她们的人生轨迹。 　　孩子吃完糖丸后，低烧、嗜睡、哭闹。这些变化在每个妈妈眼里都不会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他们带上孩子来到接种医院的儿科诊所，医生按感冒、肠道病进行诊治。 　　2006年4月6日，当孩子服下第二粒糖丸后，再次出现了低烧、嗜睡、哭闹的状况。沈哲和家人对照《接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知情同意书》上的注意事项，自行判断此种表现属正常，一般无需特殊处理，2～3天后症状可自行消失。 　　后来，通过向育儿专家咨询后，排除了孩子骨头出毛病的可能。沈哲后来说，当时她以为只要骨头没事，就不会有事。 　　于是，一个月后，孩子服下了第三粒糖丸。 　　这一次，低烧和哭闹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但谁也想不到跟之后比起来，这只是小巫见大巫。 　　没有奇迹发生。在上海，他们得到相同的答案：“孩子要在轮椅上过一生。” 　　首先感觉到异常的是沈哲的母亲吴素赞，一次给孩子把尿时，她意外地发现孩子的双腿粗细不一。当沈哲把母亲的疑虑告诉孩子的父亲时，这位军人觉得丈母娘不可理喻：两口子身体健康，家族也无类似疾病史，孩子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毛病。 　　然而，越来越多的细节让吴素赞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孩子的左腿不仅看起来细，而且踢腿时毫无力气，甚至总让人觉得有些软绵绵的。 　　终于，沈哲和丈夫也认为，应该给孩子做一次全面检查了。 　　2006年5月，沈哲再次来到接种疫苗的那家医院，这是他们次为了孩子的左腿走进医院。 　　当大夫在病床上轻而易举地将孩子的左腿提起来快掰到头顶时，老太太乐了：“大夫，您看我们家这孩子骨头多软和，以后都能当杂技演员了！” 　　“老太太，您可别高兴，这可真不是什么好事。”医生这么回答。 　　这位大夫告诉他们，正常情况下，孩子的腿不可能抬这么高，“这孩子不正常，你们赶快去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再检查一下吧。” 　　一朵黑云压在了所有人的心头。 　　几天后，在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用小榔头仔细地敲打检查只有5个月大的孩子膝跳之后，说的句话是：“小儿麻痹吧。” 　　五雷轰顶，对，就是这个词。如今，沈哲再回忆被“宣判”那一刻的感受时，对这个词有了切肤之痛的体会。 　　丈夫当场失控，大声冲医生喊，“孩子生下来时好好的，不可能”。 　　医生倒是很冷静，只问了一句：“吃糖丸了吗？” 　　“吃了？我也不给你写诊断了，孩子是类脊灰。”医生不愿再多说一个字。但是，经过再三询问，医生终于私下告知沈哲，孩子是因为口服糖丸引起的小儿麻痹，又称类脊灰。 　　这是沈哲平生次听到“类脊灰”这个词，她的余生将与这个词带给她的阴影相伴。 　　“类脊髓灰质炎”，就是人们熟知的小儿麻痹症。预防这种病症的口服疫苗，因其表面包裹着一层奶油等物质，被俗称为“糖丸”。 　　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接受这个现实。不是按照规定来接种疫苗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病吗，怎么接种之后马上就得了这种病？沈哲后来说，从这一天开始，自己的人生急转直下，濒临崩溃。 　　孩子的父亲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显然无法接受，第二天便带着儿子飞赴上海。沈哲后来说，她知道他心中尚存希望，他想听到的是上海的专家告诉他，“孩子不是儿麻，可以康复。” 　　没有奇迹发生。在上海，他们只得到了相同的答案：“孩子要在轮椅上过一生。” 　　整个世界暗淡了下去，眼前是无边的黑暗。 　　到底谁该为儿子负责？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并折磨着沈哲。 　　这是一个漫漫长途的开始。 　　一系列的打击和不幸接二连三地降临。 　　当医生次告诉他们，孩子的腿不正常的时候，愤怒和指责便在这个家庭持续蔓延。 　　在去上海之前，孩子的父亲认为，孩子的腿是因为老太太吴素赞把尿“把”出毛病来的。在他生长的南方，人们没有给孩子把尿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吴素赞也怀疑孩子的毛病是自己给带出来的。她甚至问过院子里其他带着孩子的老太太：听说过把尿把孩子的腿把坏的吗？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事。 　　然而，怀疑和指责在需要有人对大家都无能为力的过错负责的时候，总不缺乏对象。 　　不仅是姑爷和丈母娘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沈哲和丈夫的关系也因为孩子的腿而紧张得如同拉紧的弦，因绝望而来的愤怒、指责、哭闹、歇斯底里充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到底谁该为儿子负责？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并折磨着沈哲。 　　7年来，沈哲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一个“为什么”，寻找一个“说法”，寻找一个能够让她心安理得的答案。 　　从2006年的7月份开始，沈哲就开始往各级卫生部门的信箱寄信，开始收集和学习一切疫苗特别是糖丸的材料，她要证明的是：孩子是吃糖丸致残的。 　　初沈哲对医生们私下承认孩子是因为服用疫苗致残，却不愿意在诊断书上写下相同的诊断感到不解。上海那位医生在给孩子的诊断书中写明了孩子是因为服用疫苗导致类脊髓灰质炎，沈哲拿着这样的诊断去找卫生部门，不想那位负责人勃然大怒，并且痛斥：“他有什么资格写下这样的诊断！” 此文获得中国医药人才网www.medejob.com专家认可